编者按
2025.01.06
2026年新年伊始，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一国总统的爆炸性新闻，犹如一记惊雷，将“丛林法则”的冷酷现实再次炸响在世界面前。但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2025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加速裂变、国际秩序深度重构的延续——从特朗普关税战重绘贸易版图，到“AI革命”不断加速；从欧洲在“战略自主”中艰难突围，到日本右翼重启“再军事化”进程……世界正在滑向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再封建化”时代。
岁末年初之际，我们推出全球地缘政治主题特辑，本文以十大关键词为经纬，系统梳理了这场百年变局的深层脉络。下一步，在此乱局中，中国所倡导的“开源”理念，能否真正成为凝聚全球、弥合世界裂痕的“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可能？在“天下大同”的理想与“群雄逐鹿”的现实之间，人类将走向一个怎样的2026年？这不仅是中国要思考的命题，也需要所有国家在新的一年共同探寻答案。
01
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
“人类面临现代性解体危机。”
2025年的全球权力格局纷繁复杂，呈现明显的碎片化与“再封建化”趋势。一方面，传统霸权走向衰落，美国犹如“周天子”，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名不副实，难以用自身力量维持起霸权体系。这导致其对传统盟友体系的控制力减弱，基于美国联盟体系之上的“自由国际秩序”继续处于解体过程之中。同时，特朗普“退群”政策又进一步导致了基于联合国体系之上的国际秩序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国际秩序的恶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再封建化”现象，出现“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当集体安全机制失效，全球经济规则被安全逻辑重塑，这导向了区域经济集团的加速形成。年内，欧洲在“战略自主”框架下不断强化独立防务建设；印度、土耳其等国在地区事务中展现更强的主导意愿；“全球南方”国家在多边场合就气候融资、债务减免等议题形成集体议价力量。国际体系正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向多个权力中心并存、规则碎片化加剧的“再封建化”状态演进。
这种“再封建化”并非简单的多极化回归，而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共同规则失效后秩序退化的结果，同时也促使国际关系重新退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窗口——关键不在复制美国“世界警察”的位置，更不能重走苏联式的道路，而应在多中心竞争的格局中保持定力和开放。开放和包容才是中国模式的关键，我们需要坚持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用开放换空间、以规则塑预期，成为动荡世界中合作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稳定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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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后俄乌战争”时代
“基于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国际秩序被挑战。”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至今，战事依然处于胶着的僵持阶段，各方在人员或财物层面都遭受了严重的损耗或牺牲。但这些损耗和牺牲并未换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复位，反而让“主权平等”的裂痕更清晰。2025年俄乌战争的焦点已从单纯的战场较量，转向了被强权之间“交易”所主导的复杂博弈，导致各方核心诉求变化：美国急于展现“结束战争”的外交成果，试图在美俄间达成一个“大交易”；俄罗斯利用战场上的持续压力作为谈判筹码，核心目标是迫使乌克兰承认其领土现状，并阻止北约东扩；乌克兰在军事上承受巨大压力，在外交上被迫周旋于盟友的施压与自身的“红线”；欧洲既深感被美国边缘化的焦虑，又担心自身在交易中安全成本外溢，因此试图通过集体发声和寻求其他大国支持来影响进程。
更令人担忧的是俄乌战争的结束方式，如果最终以满足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要求或者以乌克兰的被迫割地为前提，这将代表主权国家原则的倒塌，未来新秩序的形成将再次以列强分割世界为起点——犹如回到了近代早期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各种形式的新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都会如期而至。这对小国来说，是噩梦的开始。对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在美国和俄罗斯两种扩张文化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世界秩序中最重要的变量，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立场，这将在下一步的变局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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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朗普“总体交易观”
“关税战重绘全球贸易版图。”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核心工具，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发起了一场无差别、立体化的贸易攻势——无论是对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还是其欧洲、亚洲盟友以及拉美周边，美国用“对等关税”的激进政策，向全球贸易体系投下“核弹”。对中国而言，自4月的高税率交锋后，双方并未走向彻底脱钩，反而进入了“加压-停火-再交易”的复杂循环；5月，双方达成90天关税“停火”协议；10月，双方又在元首会晤框架下，以芬太尼治理、农产品采购、稀土出口等一揽子议题进行交换，达成部分关税下调。总体来看，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把美国的盟友与对手同时推到同一套价目表前。关税不再是贸易政策，而是特朗普“总体交易观”的通用筹码。
特朗普“总体交易观”是其对二战以来国际规则的一次颠覆性实践，值得我们穿透表象，审视其核心逻辑。第一，“总体交易观”的本质是赤裸裸的实力政治与规则重构。特朗普的交易哲学，将经贸、安全、移民、地缘利益等所有议题装入一个“篮子”，进行统筹博弈。这种模式撕下了过去西方“自由、规则”包装的外衣，回归以实力为基础、利益交换为核心的丛林法则。第二，关税战的实质是美国的“休克疗法”，但其内在矛盾难以解决。尽管特朗普将关税视为解决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加财政收入的“万能药”，但这套逻辑存在根本缺陷：一是高关税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推高通胀，实质是侵蚀其试图保护的民众福祉；二是美国期望产业链短期内大规模回流是不可行的，因为成本结构已发生全球性重塑。第三，中国的应对之道在于超越关税反制，锻造不可替代的经济韧性。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是经济韧性的比拼。这要求中国必须构建一个以强大国内市场为基石、以核心技术自主为筋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血脉的现代产业体系。只有当中国经济具备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时，才能在任何强权的“交易”面前稳立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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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I革命”在加速
“美国重大科技战略转型‘举国体制’。”
2025年是“DeepSeek现象”和AI智能体崛起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所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加速，全球AI竞争也更趋于白热化——尤其以美国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被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核心。美国在这一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举国体制”姿态：一是通过《AI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制定了从放松监管、投资基建到构建盟友技术联盟的全面路线图，确保美国的全球AI主导地位；二是宣布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星门项目”（Stargate），与OpenAI、软银、甲骨文等公司合作，旨在建造下一代AI超级计算机，在算力基础设施层面维持美国的绝对领先地位；三是启动国家级“创世计划”（Genesis Mission），在技术研发、数据整合和算力基建上集中资源，寻求突破性领先；四是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中为全球AI竞赛提供指导思想，从高昂的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中收缩，转向聚焦国内、强化自身科技与经济实力的低成本持久战模式，集中资源实现关键技术飞跃并重塑产业链优势。
未来之间的大国竞争，不仅是对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更是对未来秩序主导权的争夺。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其发展路径和治理规则将对未来的经济模式、军事形态乃至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美国的一系列变革举措旨在巩固其技术霸权，并为可能的技术脱钩构建制度护栏。当美国集中资源实现关键技术飞跃并重塑产业链优势时，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严峻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一方面要保持信心，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也要有危机意识，做好必要的战略战术调整，加快自身改革创新；同时还要坚持开放合作，避免世界成为美国技术霸权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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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欧洲战略自主”
“重建硬实力的自我突围。”
从被排除在俄乌战争关键谈判之外，到在安世半导体事件中配合美国推进对华科技围堵，一系列事实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策表现出被动跟随的态势，也由此凸显了欧盟“战略自主”理念所面临的现实张力：名义上强调独立决策，实际却仍深受美国长臂管辖和安全框架的制约。
对中国而言，2025年的相关动向进一步显示，欧盟提出的“去风险化”已逐步内嵌为其战略自主的一部分，并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防范取向。在美国强势话语权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双重影响下，欧洲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难以完全基于自身利益作出独立判断。尽管如此，欧盟并未完全等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逻辑，其仍是多边主义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正因如此，中国在对欧交往中应保持必要的战略耐心与定力，以更长远的视角审视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即便欧洲内部不时出现阶段性、局部性的对华分歧，也不宜因个别政治人物或短期政策姿态而动摇整体合作基础。相反，中国可通过持续推进务实沟通、拓展共同利益空间、强化双边与多边层面的制度化合作，助力欧盟在实践中推动更具独立性与平衡性的外交路线，使其“战略自主”朝着更契合多边主义、更加有利于全球稳定与经济融合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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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日本右翼重启“再军事化”
“警惕亚洲悲剧重现。”
2025年自高市早苗就任日本第104任首相后，一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日本右翼不仅言论挑衅，也在暗中大幅扩张军力、突破“专守防卫”，同时修法与修史，为军事扩张铺平道路。从深层次看，这种对华强硬并非源自中日关系本身，而是源自两大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作为“半主权国家”对美的矛盾心态和现实境况，以及日本未能完成历史反思与精神转型的延续性问题。战后，美国为己用，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与组织土壤，使其从未像德国一样完成彻底的历史清算——用“终战叙事”掩盖了侵略责任，使日本极右翼得以在美国庇护下保留政治土壤。另一方面，表面上日本尽管一直“屈服”于美国，但实际上日本对美国有很强的怨恨和悲观的情绪——从实际看，美国导致了日本沦为“半主权国家”，从国防外交到经济增长都完全受到美国限制。日本右派在直接挑战美国失败之后，找到了通过“反中”来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目标，其结果使将对美的焦虑与怨恨转化为对中国的恐惧与挑衅。
对中国而言，在力量与发展态势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更像是一场长期结构博弈，其走向取决于日本能否正视历史、回归东亚，以及是否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走向自我消耗。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日本国内仍然存在反战与主张中日友好的力量。下一步，日本极右派可能会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再次绑架整个日本社会，从而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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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冲突、竞争、合作与秩序重建
“新国际势力在乱世中崛起。”
从2025年看，世界正处于区域冲突频发与国际力量加速重组的交汇点。俄乌冲突、中东持续动荡、南亚与东南亚局部摩擦相互叠加，使地缘政治风险由单点危机演变成为结构性常态，区域冲突成为撬动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重要杠杆。2026年开年，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更是撕破了“文明”的体面外衣，重现赤裸的“丛林法则”。
当前全球秩序并非简单地走向“多极化”，而是在旧霸权相对衰落、新区域强国崛起的过程中，呈现更加碎片化、“封建化”的特征。美国虽然仍处于体系中心，但对盟友与地区事务的掌控力明显下降，俄罗斯、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力量在各自区域内强化自主性。同时，大国避免直接的冲突，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多通过贸易、金融、安全规则等“非战争方式”展开，冲突的形式更加复杂，也更具长期性。2025年，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已成为自身发展不可分割的变量。如何在冲突频繁、规则重塑的时代，坚持开放、塑造稳定预期、以建设性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将决定新兴国际力量能否推动秩序从对抗走向协调。
往期回顾
冲突、竞合与秩序重建——百川论坛“第五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在深召开
08
中美进入“G2的2.0版”
“‘越斗越谈’将是中美关系新常态。”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成为2025年中美博弈的关键节点。在此之前，双方经历了四轮贸易关税的激烈交锋。此次会晤本身并未解决根本性分歧，但实现了重要突破：标志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追求意识形态上的“谁战胜谁”，转向基于国家实力、寻求利益交易的“竞争性共存”。尤其是特朗普在会晤前后高调重新使用“G2”概念，也反映了美方对中美实力边界和相处模式的新探索。
这也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G2的2.0版”新阶段。与过去美国主导、中国配合的“1.0版”不同，新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平等伙伴关系，双方都清醒认识到，谁也无法彻底打败对方，对抗只会“两败俱伤”。下一步，中美“越斗越谈”将成为新常态，竞争与合作将长期交织。双方的战略利益呈现出结构性互补：特朗普聚焦国内经济振兴，需要中国的市场与合作来缓解赤字；中国在持续发展中也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客观需求。对中国而言，特朗普政府极度务实的“总体交易观”和新经济主义是一个机遇，这为双方未来的博弈提供了空间。未来的中美，都需要学习如何与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长期共处，在“竞争性共存”中探索新的平衡，这将是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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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中美战略博弈对台海局势影响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台湾地区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岛内的问题，不仅仅是岛内发展的问题，更是两岸的问题。从2025年看，台湾地区的国际政治环境今非昔比，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西方）的民主正遭遇史无前例的治理危机和民主信任危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呈现“新现实主义”和“总体交易观”的风格，这使得美国对台湾定位产生变化，更导致了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随之发生分化：一方面，台湾当局依然把“武力拒统”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干预上；另一方面，如国民党新领导人郑丽文一样的新势力，对国际环境和两岸局势以及“台湾出路在哪里？”这一问题，有了更加现实的判断。
此外，在台湾问题上，西方似乎正在释放不再用“民主—专制”对抗来解读台湾问题的这一信号。对此变化，我们要保持清晰的判断，台湾问题本身就不是“民主—专制”的问题。国家统一的命题跟民主的命题更是毫不相关。国家统一是主权问题，不是政体问题。对中国而言，主权问题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的空间，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向世界证明了我们统一的决心。中国一直秉持“止戈为武”的传统，随着国防现代化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两岸和平统一将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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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开源式现代化”
“和而不同，天下大同。”
2025年风云激荡，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在这一年直面多重考验，于博弈中显从容，在挑战中塑格局。整体而言，从具体的经济成果转向了对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分享。中国通过主场外交，从“斗而不破”的中美战略周旋，到“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纵深推进；从与全球南方、中国—东盟等团结协作的务实深化，到对西方单边制裁与“脱钩断链”的坚定回应——中国以有力的行动诠释了何为“止戈为武”，何为“从容自信”，更向世界系统性地阐释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
正如郑永年教授多次在国际论坛提出“开源式现代化”的观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开源”特性——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对外输出模式，而是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与公共产品。“开源式现代化”指向的是一种新型全球秩序的可能。它倡导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不同于基于价值观划线和排他性联盟的“封建化”秩序构想，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参与、共享发展红利的开放型世界。“开源”的核心在于自主性与适配性。它否定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路径依赖，强调任何成功的发展都必须根植于本国文明传统与现实国情。这尊重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呼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深切渴望，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包容方向演进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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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秩序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性”｜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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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冯箫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传媒主管、大湾区评论执行主编。
王希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伍子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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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大湾区评论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