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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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葆华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媒介，更是一种新型“交通”系统——它既依赖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芯片供应链），又重构了人类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本文旨在从“交通”视角出发，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物质基础与数据交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通”之理想上的潜能，以及带来的挑战。

两类“交通”及其分合：物质流动与交往关系

中文语境下的“交通”主要包括两类含义。第一是聚焦空间关系、基础设施与物质流动的交通（英文为transportation）。它的形成依赖于交通网络的自然与技术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航道）、运输工具（如畜力、车辆、船舶、飞机）以及相关的中介系统（如物流、调度）。这种交通形式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系统的血脉。它主要关注人、财、物的物质性流动，虽然此类交通必然与信息、意义的流动和人类交往关系相伴，但后者并非该类“交通”概念传统关注的重点。第二类“交通”则关注交往关系、人类传播与信息流动（类似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易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其中的“交”释为接合、连接，“通” 释为通达无阻。其含义就超越了现代的物质性运输窄义，而包括天地、万物之间更广泛的交流、交往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中文的“交通”一词可分解为“交”与“通”，两者含义既存在一致又微妙区别——“交”强调要素之间的连接、接触、接合（相对于不交、平行），“通”则更指向要素、信息、意义、关系之间的沟通、通达、畅通（相对于不通、阻塞）。如果这样理解，就既可能出现“因交而通”的结果（由于交往达致相互沟通、理解），也可能产生“有交无通”的困境（虽交往频繁却彼此阻碍、隔膜）。

“交通”概念化为物质流动与交往关系这两层意涵，在历史上分分合合。传播（交往意义上的“交通”）与交通（运输意义上的“交通”）曾长期结合。“交通”被视为“传播”的“媒介”——人类信息传播与交往关系高度依赖并受制于特定的交通形态，交通形塑着交往关系（包括节奏、范围、方式等）。在传播学者凯瑞所区分的两种传播观（“传递观”vs“仪式观”）中，“传递观”所强调的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恰恰体现出与交通迁移思想的一致性。随着电子媒介（电报）出场，“传播”开始与“交通”相分离，脱离物理“交通”的限制，并影响传播学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大众媒体这一建制化的内容生产机构。此后，在大众传播学发展的数十年间，“传播”与“交通”可谓形同陌路。也有不少数学者呼吁重新重视传播与交通的关联，特别是随着新的数字与移动媒介的兴起，既需要发掘二者在学理脉络上的联系，又可围绕移动中的媒介交往等现实议题开展经验研究。

“交通”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传播与媒介至少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关注信息、意义与关系交往层面的“传播”与物质性流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交通不仅是传播的载体和工具，更是传播发生的空间与环境、是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设施（当然也就对传播具有建构、调节的能动性）。第二，关注特定的媒介如何进行要素之间的“交通”，从而形塑不同的媒介逻辑。第三，关注媒介对人类“交通”（交流）的影响，特别是区分“交”与“通”的关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型“交通”：三个维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传播的新技术、新媒介，不能仅在信息、符号的层面上讨论，可从“交通”视角透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三个维度。

（一）“大象无形”：被遮蔽的物质基础设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其在前台的影响醒目可见，但其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则被遮蔽和隐匿。“交通”视角提示我们：人工智能本身是“交通”高度发展的产物，“交通”并非不存在，它只是隐匿于幕后，可谓“大象无形”。

从互联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介的发展高度依赖技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高度依赖遍布全球的计算中心、数据中心及其背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电子仪器、设备、硬件（如服务器、芯片）等算力资源的流动均离不开全球交通运输网络的支撑（如航道、港口、集装箱），这些交通网络的分布与控制，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全球不平衡，大模型的自主研发能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基础设施能力落后的国家被排斥在外，且可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结果和后续影响中进一步遭到排斥。信息产业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存在城市集聚效应——如美国硅谷、中国的中关村或“杭州六小龙”。这也反映出特定空间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及其人、财、物的流动汇聚能力。不仅如此，地点与交通本身也是人工智能算法运作的重要变量，构成基于地点或路线的个性化推荐与匹配、个性化生成回复等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改写“交通”自身，推动“智能化交通”的产生，如无人驾驶、车载智能交互对话、智慧停车等，加快了交通自动化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

（二）“万象智联”：世界要素的数字化重组

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实现了新的知识汇聚与生成。它通过对数据的数字化重组实现“天地万物”、诸种要素的相互“交通”，并塑造其独特的媒介逻辑——海量数据预训练基础上的概率化语言生成及人机对话的交互方式。人类（包括其形成的特定组织如媒体）的知识训练过程均为基于特定领域的小样本学习，是小规模数据在人脑中的“交”与“通”。在此基础上，人类基于经验、知识与情境理解，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心理模拟和意义建构，展开推理和决策。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机器（非人）作为行动者学习人类世界公开可得的知识库进行预训练的过程，它将所能获取的数据全部卷入，使之相交汇聚进行语言建模，通过计算词语的生成概率，实现连续文本的生成（这与传统机器学习也不同，后者是根据有限数据训练实现判别或预测）。数据相“交”可“通”的基础是数字二进制——一切事物都被统一为0－1的编码进行计算与交换，从而实现“万象归一”。

“万象归一”带来“一生万象”。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能力的从“专”到“通”（通用）：传统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具有专项任务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预训练大模型则实现了跨领域知识迁移与关联、泛化，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体现出强大的对于世界的“复现”与“再现”能力，可以实现对于人类社会的模拟，创造出“硅基”世界、人工社会与平行世界，可谓“一生万象”（这里的一即数据的数字化）。尽管无法替代真正的人类现实社会运作，但已经有不少研究证实大模型在模拟人类思想、行为、关系、演化等方面具有潜力。我们可以用它来模拟现实社会、观察与复现社会运行的机理与过程，也可以展开“反向模拟”，探测不在数据镜像中的“新世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将所获取的数据全部卷入的新“交通”过程，数据在二进制的前提下万象智联。但需注意，它又存在两个关键的不可“通”。第一，它以概率形式生产“拟（伪）确定性”，是首个“非（沟）通性”（非透明、非解释）的技术媒介，用户虽能与之对话，却无法准确解释其运作过程，人机之间的可沟通性存在根本的局限。第二，此“通”非彼“通”。即数据的打通、功能的通用并不代表人类的沟通与共通，可能只是形成一种“类人/拟人”但“非人”的外在的、异质性数字机器。

（三）“由交致通”：智能共通的理想与现实

人工智能是“通”达世界的新方式，与世界相遇的新通道。一方面，它介入公共信息的传播，成为新的注意力分配者，引导大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塑造新的公共知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以单独的聊天工具形式出现，而是被深度嵌入、整合进多元化的信息媒介，如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如微博智搜）、百科论坛等，形成“交往知识”的新形态。另一方面，人机交流成为日渐普遍的交往形态，它不但中介了人类交流，而且可以辅助、增益甚至替代部分人际交往。在特定用户看来，与人交往可能是劳心耗力的，他们宁愿转向与机器交流。

人类追求共同体的社会整合目标往往面临层层挑战，求“同”不易，转而诉诸求“通”，构建承认彼此差异但又能相互沟通、保持对话的“共通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寄予“由交致通”的期望。它具有强大的语言能力，使得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变得便捷。公共讨论获得“共识”不易，首先要具有“共通”的基础，包括具有共同的议题、共同认可的基本事实，以及共享的展开讨论的逻辑基础（common ground）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见提取与归纳整合能力，被认为可以辅助公共讨论中的“求同存异”，成为公共讨论的调停者。一项名为“哈贝马斯机器”的实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调解员”有助于总结归纳小组讨论中不同意见的共同点，具有促进共识、减少分歧的潜力。然而，语言的翻译无法替代利益、价值观和认知框架的“翻译”；人工智能“调解员”又能否在现实社会的多元冲突中展开实际有效的运作，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更广的视阈看，“交”与“通”的悖论一直伴随媒介技术的演化：从具身传播到大众媒体到社交媒体到智能传播，技术不断促进信息之“交”，却未必达致交流之“通”。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信息的高效生产与流通，却也带来更多虚假、碎片化的信息；可以快速归纳整合事实，却难以解决连基本事实都缺乏的困境；可能帮助提取差异观点中的共同点，却似乎无力抵挡立场先行与“扯淡横行”……“通”是理想彼岸，问题是我们距离彼岸是更近还是更远了？彼得斯曾说，不奢求“心连心”，要先“手拉手”，问题是智能技术能否达致彼此尊重和善待的“手拉手”？

“传播”与“交通”相互构成，信息与物质流动互相塑造。“交通”视角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传播系统背后物质基础设施的被遮蔽与不可见，这些不可见的物质与人员流动、实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构成人工智能存在的基础。在媒介逻辑赖以形成的元素构成关系上，人工智能体现出异质化的新“交通”：基于“数字化的数据”这一通行交换物之上的万物交汇、杂糅与生成，构成“似人”却“非人”的交流新系统，“万象归一”从而“一生万象”。这一新系统充其量解决“交”的问题，形成“通（达）”的新方式，在被视为“（共）通”的新希望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共）通”的更大挑战。面对这一巨大的新“交通”异质系统，我们简单地诉诸“人类中心主义”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人工智能并非简单、被动的工具。可以探索的是人类如何与这一巨大的机器系统相互适应、共同演化。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珍惜“返璞”，给具身的“交通”留出空间；另一方面努力“创造”，通过行动创造人与机器的新“交通”，人与人的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