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征，是苦难淬炼的辉煌史诗，是忠诚浇铸的精神丰碑。九十年回望，壮怀犹烈。“钧正平”谨以“读懂长征”系列专栏，与您一同拨开历史烽烟，探寻那蕴含于壮阔历程中的不灭火种与磅礴力量，辉映我们脚下前行的路。
“读懂长征”系列（一）
01
1935年1月1日，元旦。
这一天，中央红军发起江界河战斗，准备强渡乌江。
这一天，中央红军还开了一个会，历史上称之为猴场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是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02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体现了军队和党的关系问题。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回答起来也并不简单。
“有枪就是草头王”。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依仗“枪杆子”纷纷割据称霸，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丛林泥沼，由于痛感被军阀挟持和出卖，孙中山“乃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
1924年，这位革命先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探索通过党代表制度将政治灵魂注入军队，用“三民主义”的信仰凝聚军心，从而呈现出与旧军阀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北伐战争中，这支年轻军队以少胜多，将吴佩孚、孙传芳的精锐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然而，当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挥舞的不仅是屠刀，更是对孙中山建军原则的背叛，将“黄埔军”异化为“蒋家军”。到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党军队已分裂为蒋系中央军、桂系、晋绥军、西北军等数十个派系，为争夺地盘打得你死我活，全然不顾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东北大地。当杜聿明集团在淮海战场被包围时，蒋介石因担心白崇禧坐大，而拒绝调动华中剿总兵力增援，最终导致55万国民党精锐灰飞烟灭。
从孙中山“以党治军”的理想，到蒋介石“军为私用”的盘算，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真理：当枪杆子成为权力游戏的筹码，当军队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任何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
人民军队的缔造成型中，这个问题也曾困扰最初的建造者。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兵力薄弱且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很快失败了。当时的起义部队，党的组织主要建在团级以上单位，组织不健全，无法切实掌握部队，个别军事主官也不服从作为党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在部队转移至江西永新三湾村时，毛泽东同志经过思考，开始了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一系列举措让这支几近涣散的部队，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和活力。时任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03
当然，历史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行进的。
192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中，肯定红二、四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然而，树立并统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思想，却远不是轻轻松松一劳永逸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井冈山时期。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部队中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人员占了大多数，许多人由于受旧社会、旧军队的影响很深，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等比较严重，致使部队多次发生争论，核心仍然是“党领导军，还是军领导党”的问题。当时，从苏联回国的一位“军事家”甚至要求所在党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争论造成了红军思想的混乱，思想的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铁的事实面前，红四军再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这就是古田会议。有了正确思想的指导，全国的革命形势如雨后春笋般焕然一新。
但很快，更大的冲击就来了。随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也遭到了批判，他们指责古田会议这一决议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更有甚者，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李德还与博古一道，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变成了两三个人的“秘密商议”，拒绝一切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一系列操作下来，使一向机动灵活、善于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红军苦战一年，始终没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最终，红军不得不踏上了长征。
04
真理的生命力在于，经过正反事实的对比，往往更能耀发出璀璨的光芒。
猴场会议，就是这一光芒的开始。
会议之前，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仍在继续，错误的军事路线仍在继续，惨痛的损失也仍在继续。湘江血战，全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到渡过湘江时只剩3万多人。
怀疑开始滋生，转变逐渐开始。湘江战役后，中央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
但真理与谬误的交锋反复拉锯！李德等人不停提出意见，试图否定这个正确的决定。1934年12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中央纵队来到了猴场，准备强渡乌江、挺进黔北。
猴场，瓮安县内的一个小乡镇，位于乌江南岸，是黔东、黔东南通往黔北的乌江主要渡口——江界河渡口的南大门。猴场之所以得名，不是源于耍猴或卖猴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当时的贵州有很多以动物命名的集市，比如猪场、牛场、马场等等，而猴场则是贵州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
中央纵队到达猴场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1月1日，为克服“三人团”主要成员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召开这次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新战略方针，还包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翻开长征这本“书”，可以看出，猴场会议是继黎平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以决议的形式，公开否定了洋顾问李德凌驾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解除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为后来顺利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4天后，党在遵义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再次批评了“党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的问题，批评“左”倾领导者“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等行为，都是“极端恶劣的领导方法”。
也是从那时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建军制度开始牢牢生根，最终成为人民军队不可撼动的军魂。
05
历史的长河，犹如滚滚乌江一般奔腾向前；历史的真相，往往需要经过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晰！
现实反复证明着这样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坚持党指挥枪，党才能更有力量，国家才能安宁，社会才会稳定；只有坚持枪听党的，军队才有方向，才有战斗力。
对比古今中外，纵观我党我军的发展历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现了中国军事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军事制度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实现了由个人掌握军权向先进政党掌握军权的革命性转变，实现了军队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暴力工具到捍卫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可靠力量的转变，深刻体现了我们党为人民掌军权的内在要求。离开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法查处军中一批腐败分子，他们擅权妄为、贪婪贪腐，妄图虚化掏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的甘当“两面人”、擅长表演“伪忠诚”，有的拉小圈子、搞团团伙伙，极大污染了军队政治生态，严重破坏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政治整训，铸魂淬火。在一次次刮骨疗毒的整训整顿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军魂，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更加纯粹，更加坚不可摧！
06
1935年1月2日，也就是猴场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
强渡乌江的中央红军，由于有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由于恢复了军事民主的好传统，胜利夺下江界河渡口，前后只用了4天时间，即强渡乌江成功，并歼灭、击溃黔军王家烈、侯之担部4个团，约4000人。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主动发起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这次胜利，伴随着猴场会议决定，昭示着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真理光芒与必然胜利，并指向攻坚百年的辉煌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