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铂鋆

在网络空间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诡辩手段：“你说国家做了A是为了老百姓好，B的问题就不存在么？国家真这么好心，为什么不解决B？”最近，禁毒议题在社交平台上激烈讨论，一位“话题制造者”成功的提供了一个话题。

笔者认为，这类表述是一种常见的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指通过夸大事件链中每个因果关系的强度，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最终得出不合理结论的逻辑错误 。其核心特征在于假设事件A发生后会引发B、C直至Z的连锁反应，并以此否定A的合理性，但实际推论环节常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借此机会，我们今天谈谈成瘾品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三大合法成瘾品

成瘾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现象，五千年前的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酒精、鸦片、大麻等成瘾物质。现代社会的成瘾包括了物质成瘾（如药物、毒品、烟酒）和行为成瘾（如赌博、沉迷网络与手机）。

成瘾品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既包括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危害可控的医疗用途药物，也包括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品和提神物质。人们根据成瘾品的危害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接受程度，又将成瘾品区分为毒品和不同使用限制的商品（烟酒糖茶在统计学上归为食品类）。

酒精、烟草、茶与咖啡（含有咖啡因）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三大类合法成瘾物质。烟、酒、咖啡、茶等物质与毒品在成瘾性上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在法律、社会认可度、健康影响和成瘾机制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笔者首先强调：合法并不等于安全。酒精和烟草都是一类致癌物，咖啡因的危害较低，但也是三类致癌物。同时，咖啡因是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物，非法制售、走私、贩卖200千克以上咖啡因即构成“数量大”的贩毒，可处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咖啡因滥用问题曾经是我国北方某些地区顽固的社会问题。但是，饮用咖啡和茶饮跟滥用精神药物、吸食毒品有较大的差距：

首当其冲，“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人类的咖啡因安全摄取量是儿童80mg-120mg/天，成人小于400毫克/天。目前，一杯现煮咖啡约含80-100毫克咖啡因，一杯红茶约40-70毫克，一罐可乐约30-40毫克，一杯“网红茶饮”最高可含200毫克咖啡因。

根据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 2760-2024），咖啡因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饮料中仅允许在可乐型碳酸饮料中使用，不得超过150mg/kg；在食品中仅限于运动营养食品（耐力型）使用，确保使用者摄入量低于20-100毫克/天。

其次，摄入方式决定了咖啡因对使用者神经的刺激程度。饮用咖啡和茶，咖啡因在血液中的浓度缓慢上升，大约在45分钟后达到峰值，这是一种温和、渐进的刺激。

苯甲酸钠咖啡因片剂每片的咖啡因含量就高达150毫克，滥用者一次可以吸食若干片，或是将药品研磨成粉末，采用类似吸毒的方式进行烫吸、注射，咖啡因会被快速、大量地吸收，导致血液中的咖啡因浓度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海啸”般的冲击。

成瘾的形成往往与成瘾品的摄入总剂量有关，即摄取一定数量的成瘾物质必然导致人脑酬赏神经发生变化，形成成瘾的生理机制。直接摄入咖啡因药物，欣快感强烈，成瘾迅速，出现耐药性快，戒断反应造成的躯体不适感更剧烈，与“茶瘾”、“咖啡瘾”的激烈程度天壤之别。

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现在某些市售茶饮、咖啡每杯的咖啡因含量较高，每天饮用两杯即超标。作为一种过量饮用会影响健康，并且具有成瘾性的商品，商家应当加强风险提示，消费者在饮用时也应当谨慎留意，尽量选择低咖啡因的产品。

同时，不排除个别商家可能出于商业利益，违法向咖啡、茶饮中添加咖啡因（咖啡、茶饮中的咖啡因只能是蒸煮或冷萃出来的，不能使用咖啡因添加剂）和过量的糖等易成瘾物质（没错，糖也是成瘾品，所以美国的食品和饮料那么甜）。 毕竟违法性质更严重的罂粟壳都有商家投放到食品里。

成瘾品的合法与非法

合法成瘾品在四个维度上与毒品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分野：

法律与社会认可程度：烟、酒、咖啡、茶在大多数国家属于合法消费品，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但未被法律禁止。毒品在多数国家和地区被法律严格禁止，吸食毒品对个人健康、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健康影响：烟、酒、咖啡、茶在适度使用下对健康的危害相对可控，但长期或过量使用可能导致健康问题，有些健康问题足以致命。毒品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损害，吸食毒品必然导致精神疾病，多数吸毒者的结局是吸毒引发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成瘾机制与依赖性：烟、酒、咖啡、茶的成瘾性通常较弱，多数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使用量，戒断症状相对较轻，仅酒精成瘾会导致某些精神疾病与精神障碍。毒品的成瘾性极强，试试即逝世，一旦形成依赖，戒断过程极为困难，且常伴随严重的生理和心理戒断症状。

社会功能影响：烟、酒、咖啡、茶在社交、文化中具有一定角色，多数人可以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使用，甚至烟、酒、咖啡、茶可以成为融洽社交和家庭生活的纽带（不提倡）。毒品会严重破坏个人的社会功能，导致家庭破裂、犯罪行为增加，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烟酒在多数国家有使用限制，包括最低年龄限制，公共场所禁止或限制使用，以及使用之后的行为限制（出于安全原因，禁止酒后驾车和操作机器）。咖啡与茶则没那么多限制，人们仅是根据生活经验自我约束它的使用，比如避免低龄儿童饮用，不在临睡前饮用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成瘾品是否违禁，它的现实危害性构成重要因素，它的“存在即合理”同样构成重要因素。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其说法律体现了公平正义，不如说法律是基于统治阶级意志对社会现状做出的种种安排。

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吸烟行为成为了攻击资本主义与男权的靶子，危害性借助政治运动的借力，被全社会充分的认识，带动了全球的行之有效的禁烟运动。即使烟草工业利益巨大，烟草的成瘾性及危害性相对较低（笔者认为吸烟的危害比某烫嘴病毒低），仍然在全球清零的努力下实现了吸烟人数仍大幅下降。这是好事，不以善小而不为。

然而，成瘾性和危害性更强的毒品，在近年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却成为了“害人不害己”的自由选择。不断泛滥，导致西方国家一度稳中向好的禁毒努力化为乌有，在“吸毒合法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回。

回顾世界主要的六种成瘾品进入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合法成瘾品”在历史上从违禁品逐渐登堂入室的例子。成瘾品在人们发现它的危害性之前普及的越广，商业化程度越高，与经济活动结合越紧密，它就越可能被人类社会接受，与人“共存”。成瘾品“普及率”的高低，同样决定了一种成瘾品的合法性与否。

无形的手:商品经济与成瘾品发迹史

酒精、烟草、咖啡因是全球主要的三种合法成瘾品。除了酒精普遍随着人类文明的产品就存在于全球各地，烟草、茶叶、咖啡、可可、可乐都是15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以来，通过越洋贸易的拓展，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流通全球。在此期间，三大成瘾品的种植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不断精进，使其产量提升，吸食摄入的“成瘾成分”越强。

西汉海昏侯墓即出土了生产蒸馏酒的器具，但是直到明代，蒸馏酒在我国饮用较少。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三碗不过岗”，他们饮用的酒至多15度。随着蒸馏酒技术在15世纪晚期至17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更“过瘾”也更上瘾的烈酒成为了全球主流。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年代，中下层民众用酒精麻醉自己，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并演化出美国禁酒运动等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件。

烟草原本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小众嗜好。随着西方殖民，那些来自欧洲，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生活的单身汉海员、士兵染上了烟瘾，并把吸烟行为带到了整个欧洲（好似美军越战士兵人均“双狮踏地球”推广员）。烟草成为了美洲重要的经济作物，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期间，烟草都是美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烟草刚刚走出美洲时，吸烟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受到惩罚的异端和禁忌。但随着吸烟行为的普及，这些惩罚都消失了，吸烟甚至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时尚。1799年，土耳其士兵的水烟壶在战斗中损坏，他们用引燃火药的引信纸卷起烟丝吸食，发明了卷烟。随后，“报纸卷烟”由土耳其的盟友和敌人士兵推广到欧洲，并发展为现代的商品卷烟。

卷烟不像吸食烟斗和雪茄那样，吸食它要“过肺”，让原本主要由口腔粘膜吸收的尼古丁改为更为“过瘾”的呼吸道黏膜吸收，尼古丁的摄入量从以前的“用水漱口”变成了“把水吞进肚子”。卷烟的发明既让吸烟的成瘾性增强，更让烟草的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卷烟伴随着现代广告业的兴起，成为了二十世纪营销最成功的商品之一。

咖啡、茶、可可、可乐，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作物制成的提神用的饮料食品，同样在近五百年间普及全世界，并且高度的商品化。

三大非法成瘾品，即毒品，大麻、古柯、鸦片的使用历史最早可上溯至石器时代。地理大发发现之前，嚼古柯叶仅仅是影响地域较小的提神方式，吸食鸦片和大麻最严重不过是某个蛮荒角落里被外界睿智的旁观者不齿的恶风俗。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的趋利本能盯上了它们，商品化和全球新加入进来的瘾君子挖空心思“过瘾”，不但发明了更有“效率”的吸食方式（比如鸦片从口服改为使用烟枪烫烧吸食，或是使用酒精溶剂制成鸦片酊吸食），让它们的成瘾性与危害性高了几个数量级。

随着化工业的进步，商家更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把鸦片和古柯精加工为浓度更高、作用更快的马啡、四号、古柯碱。看似最“绿色纯天然”的大麻，近几十年的选育技术也让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提高了十倍，更出现了直接提炼成瘾成分的“大麻油”。

三大毒品的传播，同样符合“从小众到大众”和生产加工吸食技术升级的历史规律，商品化程度越高，与经济活动结合越紧密，传播面越广。近几十年同样是三大毒品在全球范围暴发性增长的年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让西方面临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导致毒品从自觉未来无望、思想颓废的青年群体，陷于不义战争内心激烈矛盾的老兵当中，蔓延并扩散到其他人群。

某些西方国家的医药集团操纵了昂贵的医疗价格，同时隐瞒成瘾性药物的危害，助长了成瘾性药物的滥用，最终导致受害者沦为毒品的奴隶。而西方国家同时也形成了借助毒品实施“减丁术”的体系性陷阱。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利用毒品腐蚀中下层的反抗，同时把“多余人口”推向“斩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