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无力维持全球领导权后，正通过“自我孤立式霸权”，对全球进步趋势形成严重阻碍。

2026年伊始，特朗普政府通过定义委内瑞拉现政府为“外国恐怖组织”，单方面赋予自身越境军事行动的权力。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武力使用的规范，其“主权工具化”逻辑将带来极其危险的连锁反应：一旦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可以根据国内需求重新定义主权边界，那么国际法体系的确定性将荡然无存。全球秩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冲击。

特朗普政府及其外交核心团队提出的“新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标志着美国地缘政治逻辑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向“现实主义全球霸权”转换。1823年的“门罗主义”在历史上被界定为针对旧世界干预的防御性声明，旨在通过地理隔离维护西半球的政治异质性。然而，特朗普叙事下的“门罗主义”（或被其称为的“唐罗主义”）彻底剥除了互不干涉的假象，演化为一种关于“所有权”而非“保护权”的威权声明。在这一逻辑下，西半球不再是主权国家联合体，而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延伸，其本质不再是“美洲人的美洲”，而是“美国人的美洲”。这种转变本质上是美国在面临全球多极化挑战时采取的“以守为攻”策略，通过地理上的收缩，试图重塑一个绝对排他的、服从于华盛顿垂直管理的地缘经济圈。它宣示着美国已经放弃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而成为一个捍卫自身势力范围、追求绝对安全与资源垄断的霸权。

▲1月3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新闻发布会，说美军前一晚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称美国将“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实施“安全”过渡。

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端的交易属性对传统主权原则的侵蚀。“特朗普推论”的核心在于西半球国家的主权不再是天赋的、绝对的，而是与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特别是移民管控、禁毒及排他性经济承诺）的贡献度直接挂钩。这种“有附条件的主权观”反映了特朗普交易型现实主义的极致应用。在此框架内，美国将国内政治议题，如非法移民与跨国犯罪，直接转化为地缘政治干预借口，从而在法理上模糊了“国内管辖”与“国际干预”的界限。这意味着任何引入域外大国影响力的行为，都将被定义为对美国战略深度的侵犯，而非正常的主权外交。实质上，它是在西半球复辟“势力范围”这一旧时代的政治遗产，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零和依附，导致地区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陷入“主权降级”的困境。

在执行层面，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军事化与司法化。最深刻的变化是将“安全”范畴无限扩大，使其覆盖经贸、能源、基础设施乃至法律架构。例如，通过将委内瑞拉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在寻求超越国际法框架的越境执法合法性，其外交手段从“规范引导”转向“法治威慑”甚至“军事干涉”。再如，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近岸外包”也是剥离了市场效率的基本逻辑，成为“地缘围堵”的工具。这种以“安全审查”为名的经济排他性安排，旨在人为割断拉美国家与全球供应链的有机联系，迫使该地区重新回到对美国经济高度依附的状态。这种手段上的硬化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战略焦虑，那就是，当美国无法再靠软实力维持区域认同时，就只能靠法律武器化与军事威慑来维持其霸权。

▲2025年4月，在洪都拉斯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九届峰会现场，部分与会者合影留念。

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而言，“门罗主义”的回归意味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结构性中断。在“美国优先”的重压下，原本旨在推动南南合作的机制（如拉共体或南方共同市场）正面临因美国强制选边站队而导致的瘫痪风险。部分右翼政权为换取安全承诺选择“主权让渡”，而智利、巴西等大国则有强烈的“战略自主”倾向，这导致西半球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拉美国家将被迫在“融入全球化”与“服从美洲堡垒”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

特朗普的“战略回撤”是以牺牲全球其他地区的稳定为代价的。通过收缩海外军事存在（如在乌克兰、北约及东亚的部分收缩），并将资源集中于美洲大陆的边境和海域，美国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权力真空”，直接诱发全球范围内“边缘地带”冲突频率的上升。当美国在西半球奉行“门罗主义”时，其在欧洲、中东和印太地区的信誉与威慑力正呈螺旋式下降。

从全球秩序视角审视，美国在无力维持全球领导权后，正通过“自我孤立式霸权”，对全球进步趋势形成严重阻碍。特朗普对“门罗主义”的复兴是对全球化的彻底背离，标志着世界正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退回到“基于实力的割据”。当美国公开承认并追求排他性“势力范围”时，事实上是向全球发出了秩序回归“丛林法则”的信号。这一范式的回归，意味着任何具备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都有可能效仿这一逻辑。重要的是，当“贸易地理”被“权力地理”所替代，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将因频繁的政治干扰急剧萎缩，同时极大增加全球交易成本与冲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