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好世界这盘棋——年终经济漫谈之五

我的“年终经济漫谈”之五，谈谈高水平开放，也与漫谈之三“怎样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形成呼应。

下好世界这盘棋，办好自己的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基本的观点是，不开放，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未来；只有以开放眼光和胸襟服务世界，让世界因我而受益，才能为“办好自己的事”赢得更大空间；而当中国办好了自己的事，从世界的工厂和工地变成世界的大市场、创新的大磁场，就更有条件去下好世界的棋。

虽然外部环境纷繁复杂，变乱交织，但只要能给外界带来独特的价值——比别的经济体更高的价值，外界就离不开你。

人不只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也是主动的运筹者、塑造者。

更开放才能更繁荣：基于中印的对比

2025年岁末，印度政府发布经济评估报告，称GDP达4.18万亿美元，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四。

“龙象之争”一直是热门经济话题。1978年，中国GDP为1498亿美元，印度为1373亿美元，中国比印度高不到10%。当时中国人口比印度多不少，故从人均GDP看，中国比印度还少24%。

2024年，中国GDP为印度的4.8倍（18.74万亿美元对3.91万亿美元），人均则接近5倍。

从几乎相同的原点起步，中国为何遥遥领先？

我觉得有三组数据很有说服力。

一是城镇化率，2024年中国为67%左右，印度为36.36%；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24年中国为26.2%，印度为14%；三是进出口，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6.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为3.6万亿美元，印度进出口总额为1.7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为823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约为印度的4.4倍。（注：印度数据来源于印度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

城镇化、工业化、出口，把这三者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选择了在开放环境下“为世界而生产”的道路。为做大制造与出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的新兴工业区，为城镇化率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拉古拉迈·拉詹曾任印度央行行长，他和合作者在研究“为什么印度的工业化程度远逊于中国？”时指出，这有基础教育的原因（印度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中国），有政府分权和扶持的原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为出口部门企业提供了政策优势），也有开放的原因。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尝试过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利用高关税来削弱进口，把国内市场完全留给本土厂商。但问题在于，本国市场对于追求规模和效率的厂商来说通常太小。缺乏竞争又导致厂商的创新或改进激励不足，于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停滞不前。”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改革，最终解放了高关税保护的非竞争经济，转向更为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然而即使在自由化改革后，印度依然没能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对制成品的需求。在企业要扩大规模的时候，印度的劳动法规和监管制度会给它们带来沉重负担，导致太多制造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和低效率的状态。”

“还有一个障碍是印度的贸易协定谈判杂乱无章，并经常但难以预料地动用关税来保护重要的中间产品生产商。这让印度的制造业对最终产品进口保持高度开放，但中间产品的高关税却使本国的制造成本过分昂贵。”

相比而言，中国一直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高度重视引进外资，在很长时间里都给予外资优惠政策。这种优惠可视为对外资所代表的技术、管理、知识、标准、高水平就业与出口能力等的一种奖励。为此，中国宁可“牺牲”一部分本来属于本土企业的市场。

其实，中国并非不在意本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重要性，但更在乎的是本土企业究竟能不能真正建立起竞争力，而这必须依赖开放、学习、竞争，靠保护是保护不出来的。

今天的事实证明，谁更开放，谁更繁荣。中国今天已有不少“原生性创新”，有些是从未出过国，就在国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做出来的，但不要忘了，他们所受的知识教育，完全基于开放、全球化、现代化的环境。舍此，原创往往就是闭门造车。

更开放，才能更创新

中国越来越开放的结果，是本土企业并没有一败涂地，而是“学后干”“干中学”，从跟跑到并跑，到开始局部超越。

一家外企的中国CEO对我说，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是外企最好的“健身房”。

另一家外企的中国CEO对我说：“我们并不是离不开中国的低成本，因为不少国家的成本比中国低；我们也不是离不开中国的配套，因为中国之外的一些地方的配套也在渐渐完善。但我认为，如果离开了中国的创新人才，可能会失去未来参与全球创新竞赛的门票。”

关键是人才。凭借在开放条件下博采人类知识之精华，为我所用，中国的创新人才开始真正崛起了。

对外资来说，这种吸引力正在超越低成本要素和完善配套的吸引力。

丹纳赫是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在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中，其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集团总裁彭阳说，丹纳赫一直在中国耕耘，已有二三十年，最大的发现是中国从单一市场变成了全面的创新策源地。

“过去我们看中国，更多是从市场和销售角度，最近几年已转到创新合作的角度。过去一些产品的研发在海外，生产制造在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从市场需求发掘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的全链条能力，产品还可以卖向海外。虽然全球对创新产品都有需求，但中国的需求更敏锐，更紧迫，竞争速度逼着我们往前提升能力，不能等，而在全球，可以慢慢等上两三年。中国的创新速度是惊人的，越来越多创新产品是在中国第一个推出来，这时整个海外还没有。”

基于这样的发现，2023年丹纳赫发布了“创升中国2.0”战略，在多地布局临床创新转化加速器、产业创新转化加速器，携手政、产、学、研、医、投等多领域，共同打造“创新链+产业链+生态圈”的闭环链条，构建以医学诊断、生物制品、精准疗法为标志的产业集群。

无独有偶，2025年12月，我在广州参加安利（中国）成立30周年庆典时，安利（中国）总裁余放也谈到，安利从最初的“搬运工—copy美国总部产品”，到参与部分创新环节，再到核心原料开发和独立自主的产品开发权，“中国正成为安利全球创新的源发地”。

30年来，安利与中国多家权威研究机构深度合作，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目前已建立起业界最大的植物品种资源库，拥有200多种植物、900多个品种，仅莲花就有304个品种，菊花有124个品种，蓝莓有131个品种。在本土化创新链的支持下，安利在中国培育出了富含植物营养素、适合有机种植的荷花、杭白菊、蓝莓、苦荞等多个新品种。

像这样将中国作为“研发与创新重要支点”的外企越来越多。如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创投联盟、加速器等集创业孵化、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平台，并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供应商围绕创新展开深度合作。一旦某种新技术、新产品在中国市场验证成功，就有望推向全球。“在中国创新、为全球赋能”的模式正在形成。

在我看来，外企在中国展开的创新活动，是整个中国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创新驱动应该是多主体、多源的，他们之间的互动，将让中国创新更具活力，也将让中国创新更多地走向世界。

有的外资基于安全考虑在中国之外布局“备份供应链”，有的外资基于创新考虑加速拥抱中国，这是同步发生的事实。对要走的、不得不走的外资，我们不妨说声“谢谢”“欢迎以后再来”。同时，我们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以创新人才和创新生态为特征的新优势。

中国为何离不开世界

当中国制造越来越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预测，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出口比例会突破30%（2024年约为27%），占全球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比例会超过40%。从贸易出口占世界的份额看，目前中国为14.5%，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在出口高峰时的占比（德国的峰值约为11%，日本约为10%）。在历史上，美国在“二战”后的出口份额是最高峰，1948年占到世界的21.6%，但那是美国作为“全球兵工厂”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合理、合意的结果。中国的人口比美德日加在一起还多得多，而真正适合种地的良田的比例并不高。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出口，大部分人口都局限在农地上，很难实现工业化和中等收入水平。

但当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跃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时，从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中国的出口必然“挤占”“压缩”了他们的空间。摩擦必然出现。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离不开世界，而不是被各种第一冲昏了头脑。

为什么离不开？我想以钢铁工业和铝产业为例，讲一些背景与故事。

在所有金属材料中，钢铁、铝的应用最为广泛，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24年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3.3%，全球前50大钢铁企业中国占28家，前十大中国占6家。中国的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材和再生铝产量也都是世界第一，氧化铝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55%，电解铝和铝加工材约占60%。

中国也是钢铁和铝的第一消费大国。全球铁矿石消费量的60%在中国。全球一半以上的氧化铝、电解铝和铝加工材消费量在中国。

但中国的钢铁和铝产业有一个共同问题，即矿石高度依赖进口。2024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70%。

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源条件比较差——铁矿石平均品位为34.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79%）；铝土矿石品位（铝硅比）相对较低，高铝、高硅、低铁、难溶出，开采难度大，且在多年开发后，国内铝土矿的静态保障年限已不足7年，全球铝土矿静态可采年限则为60多年。

钢铁和铝，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映射——从外部进口资源，加工制造出生产资料，以支持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走向现代化。同时，基于这些生产资料，很多中国的制成品也走向了世界，服务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的这种基本特征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离开世界，无论是资源端还是市场端。

从“赢联盟”看新型经济全球化

为了解决资源端的问题，多年来，中国除了与富矿国家和矿业巨头合作与博弈，也一直在国外找矿。

先是国资为主，如中铝、五矿、宝武、山东黄金等，后来民资也慢慢参与进来，如紫金矿业、青山钢铁、华友钴业、洛阳钼业、天齐锂业等。

在这些找矿团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名为“赢联盟”（Winning Consortium）的跨国资源开发联合体。这是一个“三国四方”的合作体，由新加坡韦立国际、山东魏桥铝业、几内亚UMS、山东烟台港组成。

韦立国际的创始人孙修顺是山东淄博人，上世纪80年代从南京海员学校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2002年创业，在香港成立韦立航运，几年后又把总部迁到新加坡。这里更贴近印尼的矿山企业，可以大力发展印尼和中国之间的铝土矿运输业务。

2013年，印尼以保护资源为由，开始限制铝土矿出口。孙修顺认为，中国对铝土矿需求很大，“我们不能坐等，要主动出去找资源”。他想到了拥有最丰富铝土矿资源、却没有开采设施和运输通道的西非国家几内亚，并借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不少中企到海外拓展的机会，与山东老家的魏桥集团、烟台港组成了联合体，到几内亚找矿，与法国投资的几内亚UMS公司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合作体中，魏桥是终端用户，需要铝土矿资源保障供应；烟台港要拓展港口货源，建设海外港口；韦立国际作为海运业者，需要稳定的运输货源；UMS在几内亚当地做汽车运输，通过合作可以大大增加陆路货运量。

从那时到现在，赢联盟在几内亚筚路蓝缕，千辛万苦，一言以蔽之，做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让几内亚成为中国最大的铝土矿供应地，目前占中国铝土矿总进口量的近70%；

二是作为重要参与者，推动了总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全球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铁矿石项目之一西芒杜铁矿于2025年11月11日正式投产，12月3日首船铁矿石成功向中国发运。这一超级工程涵盖矿山、600公里跨几内亚铁路及配套港口，全面投产后年出口量最高可达1.2亿吨，使几内亚成为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的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国。

西芒杜项目分南北两个区块，南区块由中铝集团和力拓集团联合开发，北区块由宝武集团和赢联盟联合开发。所有基础设施建成后将移交至合资运营公司，几内亚政府在其中持有15%干股，以实现资源收益与经济发展深度绑定。

不久前我到山东邹平走访了魏桥集团，了解到铝土矿项目最初启动时，恰逢埃博拉病毒肆虐。其他外资一度纷纷撤离，而赢联盟决定留下，留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捐资100万美元建了两个医疗中心，协助当地政府战胜瘟疫。项目从探矿、基建施工到出矿，都是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完成的。

西芒杜项目的探矿权、采矿权，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于1997年就已获得，几度转手，一直启动不了，最终是在中铝2011年进入、赢联盟2019年进入之后，项目才真正落地。未来项目达产后的产量将占全球铁矿石供应量的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该项目有望推动几内亚在2030年前实现高达26%的GDP增长，并将创造超过5万个就业岗位。

2025年12月12日，赢联盟氧化铝几内亚公司120万吨/年氧化铝项目正式奠基。该项目着力打造从铝土矿开采、氧化铝加工到物流输出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是几内亚落实国家工业化战略、延伸矿产资源价值链的重要一步，不仅能推动矿产资源就地转化，还将带动基础设施完善、技术能力提升与人才培养。

赢联盟是精彩的出海案例，也是中国企业家挑战难关的精神与智慧的闪耀。外企在几内亚做不成的事，甚至几内亚政府也认为很难做成的事，韦立国际、魏桥铝业做到了，他们和更多中外企业精诚合作，为几内亚输入了规模化、体系化的工业和交通能力。他们用行动证明，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并以灵活、务实、创新的方式解决东道国的核心关切，可以在基础资源这一复杂且敏感的投资领域获得成功。

当然，成功不可能一劳永逸。比如尽管中国的机车很先进，但几内亚一定要用美国西屋的机车来平衡。甚至有中国机车已经运到当地，也被退回了。

全球化不可能顺风顺水。即使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之道，也不一定都顺利。但如果不坚持，不努力，可能你想进的地方，连门也进不去。

结语

全球化正在遭遇各种逆风。

平心而论，这种调整也是必然的，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

对中国而言，我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能力的建立。中国能力的全球化也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机遇。

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塑造的。我们用什么眼光、胸怀看世界，决定了如何去塑造和世界的关系。

今天有没有一些国家希望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呢？肯定有，这也不奇怪。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创造别人提供不了的价值，就像赢联盟在几内亚所做的那样，是利人利己的统一。真正助人者，天亦助之。

世界很大。你越是走向世界，就越会发现，谁都不可能包揽一切，唯有秉持信义，广结善缘，多方合作，合作共赢，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让世界因你而繁荣，你才能够更繁荣。

今天中国在很多产业都是“执牛耳者”，但正如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靠的不是资源条件，而是中国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技术工人苦心孤诣精炼技术的长期积累，本质是一种能力。能力才是真正的“防身器”。如果我们忘了能力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而把现有的资源地位当成优势，其实是一种短视。

千锤百炼出真金。真金在于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释放，需要一个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稳定可靠的好环境。高水平开放，就是这样的正道、大道。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