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