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两场“对峙”的温度差
美国KTLA电视台对美军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新闻报导
2026年初，加勒比海的波涛被硝烟点燃。美国以“南方之矛”行动为名，对委内瑞拉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打击。从精准空袭通讯天线到特种部队突袭总统府，美军在短短48小时内完成了对加拉加斯核心目标的控制，成功抓捕了马杜罗总统及其夫人。这一极具侵略性的动作再次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在“门罗主义”框架下的行动逻辑：当核心地缘利益受到挑战，武力是其战略理论最直接的注脚。
与此同时，视线转向大洋彼岸。在台海，长期的对峙与演训仍在继续，但面对外部干预势力的步步紧逼，大陆方面始终保持了极高的战略定力，并无实质性的军事动作。这种“静默”在民间引起了微妙的情绪波动。不少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失望，认为这种克制可能被误读为软弱。一些观察者认为，面对外部势力的激进蚕食，若无雷霆手段，所谓的“大国博弈”极易陷入被动。还有一些声音借机将这种克制与腐败问题相联系，以此中伤政府与人民军队形象。
解放军“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演区域示意图
这种“失望”背后的本质，并非人民群众好战，而是面对变局时，社会大众甚至部分决策层，在心理上缺乏一套能够支撑长期对抗、解释“为何不动”并指引“何时该动”的成熟地缘安全战略理论。
一、战略之魂：为什么地缘安全理论是行动的指针？
地缘安全战略理论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它是国家力量输出的“地图”与“指南针”。缺乏大战略的指引，具体的战术动作就会因缺乏长远目标而显得迟疑或散乱。
19世纪末，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命运。他明确了海洋不仅是屏障，更是流动的领土与财富的管道。有了这套理论，美国海军的扩张不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清晰的“珍珠链”目标：控制战略咽喉、建立补给基地、确保商业航路。当这种理论内化为国家意志时，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就不再是孤立的缉毒，而是确保“第三边境”安全、巩固全球资源定价权的战略必然。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与其著作《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缺乏理论则会带来行动的碎片化。由于没有大战略，具体行动就会陷入“头痛医头”的困境 ：首先是决策缺乏预期性。每一次外部挑衅都会引发国内民意的剧烈震荡，因为人们不知道目前的退让是战略迂回，还是单纯的无计可施；其次是力量运用的低效。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庞大的军事投入可能只停留在“展示”阶段，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战略理论的核心作用在于将碎片化的战术动作编织成一条指向最终目标的逻辑链条。
反观我们在面对台海这一核心利益时，往往更倾向于“个案处理”或“应激反应”。由于缺乏一套成熟、完整且能被广泛共识的现代地缘安全理论，我们在“打与不打”、“何时打”、“打完后如何重构区域秩序”等问题上，始终难以跳出战术层面的权衡。没有战略理论的支撑，武力只是冰冷的器械；有了理论，武力才具有塑造秩序的灵魂。
在面对台海局势的静默时，民间常有一种流行的自我安慰：认为国家棋局深不可测，一定存在某种秘而不宣的“机密战略”或“绝世锦囊”。然而，这种观点混淆了战术欺敌与大战略的区别。
真正的国家大战略，从来不是深藏于保险柜里的阴谋，而是一种堂堂正正的“阳谋”。纵观历史，任何能够改变国运的地缘战略，其本质都是国家意志的公开表达。美国当年的“门罗主义”政策，或是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无一不是明牌。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Containment）”宣传画
战略之所以需要“阳谋化”，原因有二：首先，社会共识是力量的杠杆。现代战争与大国博弈是动员力的竞赛。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民众对国家安全边界的深度认同，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或战略转型都会面临巨大的内部阻力。战略理论的缺失，会导致民众在“失望”与“狂热”之间反复横跳，无法形成稳定的战略耐心与牺牲准备。
其次，阳谋是威慑效力的来源。威慑（Deterrence）的公式是“实力×决心×传达”。如果你的战略意图是模糊的机密，对手就无法准确评估你的红线，从而产生战略误判。委内瑞拉之所以成为美军的突破口，是因为美国通过长期的战略阐述，向世界明确了其对“西半球排他性保护”的阳谋，使其行动在西方内部具备了共识基础，全球各国民众在心理上也普遍接受美军在美洲拥有行动自由。
因此，中国急需建立的不仅是决策层的沙盘，更是一套能与人民共鸣、能凝聚14亿人意志的地缘安全理论。大战略必须走向公开与透明，成为全体国民共同捍卫的生存逻辑，而非少数人的密谋。
二、实践出真知：战略理论必须在烈火中淬炼
伟大的战略理论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诞生于残酷的斗争实践中。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弥漫着“亡国论”与“速胜论”的极端情绪。毛泽东在对中日两国国情、军力、国际环境进行深刻剖析后，提出了《论持久战》。它科学地预判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必胜的信心与行动路径。这套理论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基于红军时期、抗战初期的多次交锋总结出的客观规律。它给了全体国民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让人们明白：暂时的失利是战略防御的必然，最后的胜利属于坚持到底的一方。有了大战略的指导，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又通过不断实践，进一步发展出了内容丰富的游击战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等理论。
写作中的毛泽东与《论持久战》
战略理论需要在实践中验证、修正、再实践。美国之所以能在委内瑞拉行动果断，是因为其干预理论在冷战至今的无数次“颜色革命”和局部战争中得到了反复磨合。战略理论的成熟不仅源于胜利，更汲取自失败的教训。军事行动的“零风险”追求往往会导致战略上的停滞。
纵观美军地缘霸权的构建过程，其间不乏惨痛的失败。1980年，美军在营救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的“鹰爪行动”中因机械故障和沙尘暴导致机毁人亡，行动彻底溃败；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之战”中遭遇围攻，陷入“黑鹰坠落”的泥潭。然而，正是伊朗行动的失败催生了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的建立，实现了特种作战体系的革命；正是索马里危机的挫折，促使美国反思非对称战争中的政治风险管理。美军的强大，不在于其从不失手，而在于其敢于在实践中“试错”，并在失败中完成理论与机制的迭代。
“鹰爪行动”中相撞坠毁的EC-130E运输机与RH-53D直升机
回到台海局势，大陆长期以来因担心“连锁反应”或“局势失控”而表现出的极度克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战略实践的积累。例如，针对频繁越线的台湾海警力量，采取“扣押台湾海警船”等实质性执法动作，虽有局部冲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不必然导致与美日的全面军事摊牌。
敢于实践的价值首先在于能够打破心理威慑。即使某次具体行动未达预期，甚至在国际舆论或战术层面遭遇挫折，这种主动出击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意志展示”，能够打破对手对我们“不敢动武”的惯性预期。
其次可以在“边缘政策”中寻找边界。只有通过真实的对抗，我们才能摸清美日介入的真实底线，而不是在案头的推演中自我设限。
战略实践是一场高强度的博弈，如果因为惧怕局部的、暂时的“失败”而放弃所有实质性动作，我们将永远无法完成地缘战略从理论到现实的惊人一跃。
三、历史的断层与“代差”：从国土防卫到大国博弈的滞后
地缘安全理论的构建曾有过宝贵的窗口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在极端不对称的条件下完成了现代战争的初步洗礼。彼时，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仅靠朴素的游击战经验已无法应对原子弹时代的全球政治，中国急需一套与之匹配的现代军事与地缘理论。为此，他曾多次表达想退居二线、专注于理论研究工作的愿望，试图从宏观哲学与地缘格局高度梳理中国的长远战略。然而，随之而来的党内路线斗争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运动，使得这一战略理论的系统化进程被迫搁置。
随后的数十年间，受限于当时的国力与技术水平，我们的国防战略长期定位于“国土防卫”。这一时期的战略核心是“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其本质是一种立足于本土作战的生存策略。虽然这在当时确保了国家的底线安全，但也塑造了一种内敛、收缩的战略惯性。
2025年九三阅兵中展示的先进高科技装备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26年的今天，中国的国防实力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航母编队已走向深蓝，高超音速武器重塑了拒止距离。然而，硬件的跨越式发展并未能完全填补理论的真空。 我们在拥有了全球顶尖的“剑”之后，却依然在沿用旧时代的“盾”之逻辑。现行的战略思维仍带有浓厚的国土防卫色彩，未能及时转向以“塑造秩序”和“主动投送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地缘战略。这种“实力空前、理论滞后”的代差，正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变局与台海僵局面前，感到战略被动与思想困顿的根本原因。
四、当前困境：台海无实践导致理论“悬空”
中国目前地缘战略理论的困境在于我们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实践真空期”。自1979年以来，中国已有四十余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实战演练。尤其是面对现代高科技背景下的强权对抗，我们缺乏真实的、哪怕是局部的武力冲突经验。由此带来了两重问题：首先是理论的保守性。因为没有实践，我们的理论往往倾向于“防御性”和“反应性”，缺乏主动塑造态势的攻击性；其次是认知的错位。民间情绪的失望，本质上是由于“理论宣导”与“实战体感”之间的断裂。没有实践支撑的战略，在老百姓眼里就像是“纸上谈兵”。
台海不是委内瑞拉。这里涉及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直接摊牌，其风险成本之高，使得我们不敢轻易开启“实践”之门。这种“不敢试”与“必须有理论”之间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战略界的阵痛。
当然，中国在地缘安全实践上的谨慎，有着极其深刻的客观制约。与美国坐拥东西两岸大洋、南北无强邻的“地缘孤岛”优势不同，中国的战略安全自主性起点极低。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仅背负着沉重的陆地边界防御压力，还面临着冷战遗留的岛链封锁。
大陆海警与台湾“海巡署”的海上对峙事件
更现实的挑战在于，中国身处被网民戏称为“东亚怪物房”的特殊环境。环顾四周，邻国普遍拥有极高的军事素质、工业潜力和动员能力。这里不仅有传统的核大国与海权强国，即便是一些中等规模的邻国，其常规武力也足以令世界其他地区的强权侧目。在这种极高压的战略环境中，任何一次微小的实践失误都可能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这种“容错率极低”的现状，确实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试错的胆略。
然而，空前的困境往往是产生伟大理论的土壤。 正如最坚固的合金需在最高温的炉火中淬炼，最卓越的地缘战略理论也往往诞生于最残酷的对抗环境。麦金德与马汉的理论虽强，但多基于相对宽松的外部扩张环境。中国若能在“怪物房”这种群雄环伺、陆海重叠的复杂局势中，通过台海、南海等关键节点的实践，磨砺出一套既能维护核心主权、又能兼容周边利益、且能有效慑止域外强权的安全理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最具生命力的地缘战略遗产。现实的困苦，恰恰是成就最伟大战略实践的磨刀石。
结语
委内瑞拉的变局是一面镜子，它无情地展示了霸权国家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利落行动。我们无需为反美政权的倒台而惋惜，他们并不是中国的盟友，并不遵从我们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内部治理问题也与中国无关。但美军在委内瑞拉成功的军事行动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除了建造航母与导弹，我们更急需构建一套能够支撑大国崛起的、具备解释力与行动力的地缘战略理论。
台海的对峙则是一道考题，唯有从实践中总结规律，从困境中寻找出路，我们才能在下一次地缘剧震到来时，不再仅仅是“定力”的观察者，而是秩序的定义者。当前台海的沉默不应是无计可施的无奈，而应是新理论成型前的蓄力。我们需要在不爆发大战争的前提下，寻找“局部实践”的机会（如执法常态化、禁飞区设置等），让战略理论在摩擦中成型，使其能够指导我们在“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地缘环境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