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美国悍然动用军队去他国绑架该国总统夫妇，其战略本质已经不是扩张还是收缩，而是公然打破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秩序，凭实力为所欲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旦战后国际秩序被打破，到2035和2050分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会发生质的变化。中国还只是埋头搞发展，追求国家统一，还是必须把维护和建设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之一？

去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此报告第一次把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为在西半球，引起了美国是否战略收缩热议。美国究竟是随综合实力下降在进行战略收缩，还是在新的条件下为继续追求全球霸权的调整？我们把时间拉长，从冷战结束后到今天来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出其内在趋势。

克林顿政府的战略转型

——从“遏制”走向“接触”与“扩展”

随着苏东的解体，冷战的“遏制战略”落幕。克林顿政府提出“接触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即美国通过外交、经济、军事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事务，防止出现新的战略对手或敌对联盟，推动“自由市场民主国家”体系的扩展，认为民主国家增多能有助全球稳定并减少冲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国防战略也从“遏制共产主义”转向“预防性防务”，重点防范潜在威胁而非应对既定威胁，关键词为塑造（通过外交、军事合作、经济往来，主动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反应（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多种手段，对已发生的危机做出反应）、准备（为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挑战，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做准备）。克林顿政府在战略上有两大重点：1、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力图通过国际机制、外交接触和经济手段来领导世界，亚太经济组织APEC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1993年由克林顿政府倡导的。2、大幅裁减军队，美军从200万见到140万，加大对高科技武器的投入，奠定了“新军事革命”的基础。由此，完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确立了后冷战时期美国谋求单极领导地位、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和加快新军事革命的基本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强调“经济繁荣”，受益于信息革命、全球化红利和高速增长带来税收增加，通过控制支出、国防开支下降，克林顿执政末期出现了财政盈余，国债仅为5.8万亿美元。但同时，也因经济全球化加速和转向科技和服务业，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6%降到14%左右。

小布什政府滥用武力，美国深陷两场战争泥沼

然而 “911”事件彻底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对威胁的认知，认为美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是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催生了成立国土安全部和追求“绝对安全”的“布什主义”。“布什主义”的核心支柱有三：1、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对于尚未形成现实，但具有潜在可能性的威胁，美国即有权采取预防性军事打击，从根本上挑战了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概念。2、“民主和平论”，认为要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更换“失败”或“邪恶”国家政权，推动民主化与国家重建。3、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奉行单边主义，绕开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单独采取行动。遵循“布什主义”，美国的国防战略也从“基于威胁”转变为“基于能力”，发展能应对非对称性战争、恐怖主义、信息战等的全面军事能力；并在全球调整军事部署，战略重点转向中东、亚太等关键地区标。

小布什“先发制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抛弃了克林顿政府“扩展与接触”的国家安全战略范式。它深刻地塑造了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也因单边性的对外政策和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因深陷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而过度消耗战略资源，给美国带来无可估量的伤害。同时，国内经济快速“脱实向虚”，以金融创新为时髦，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标志的“软实力”，以“新军事革命”所带来遥遥领先的军事实力都大受损害。

小布什政府因大规模减税、反恐战争的巨额军费、医保扩张和增加福利开支、推出7000亿美元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八年执政使国债翻倍，从5.8万亿增至11.9万亿美元。而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制造业外包加剧，受2008年金融危机重挫，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又进一步下降到GDP的12%。

奥巴马试图重振美国，维护美国独霸地位

奥巴马执政时正站在美国全球地位变化的拐点上。面对众多棘手的矛盾，他既维护独霸全球的地位，又不得不修补面临的烂摊子。该政府把主要威胁界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恐怖主义、经济与财政安全、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全球贫困、公共卫生、环境与粮食安全等），以及快速上升、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中国。由此所界定的国家核心利益是：1、安全（保障国土和公民安全、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繁荣（国内经济繁荣作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任务、发展新能源、加强教育科研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竞争力与安全的长期基础）。3、推广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观。4、塑造基于规则与责任的国际秩序；把三位一体的“国防、外交和发展”作为战略核心支柱。在战略手段上也从“先发制人”到“先外交、再动武”；从“单边主义”到运用“巧实力”（综合运用外交、发展援助、经济等手段，以“灵巧外交”维护安全），追求“多伙伴世界”与合作。奥巴马政府基于现实，拓宽了对威胁的界定，强调多边合作，通过以退为进，以图重振美国和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特别是为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把国家安全战略区域化、重点化、具体化，把战略重心，从过度投入的中东转移到亚太，并通过新的规则新的经济规则，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塑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外交多种手段制衡中国。从此，以后的美国政府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由于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自动化与全球化持续冲击，美国2009年到2017年制造业占GDP比重进一步跌到11%。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推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以刺激经济；阿富汗战争持续开支庞大；推出《平价医疗法案》扩大医保覆盖，增加长期支出；小布什时期大部分的减税政策被延续，但财政收入受限。到2017年美国国债从11.9万亿增长至20.2万亿。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

2017年特朗普上台就提出了“美国优先”原则，把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为：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以实力求和平及提升影响力。该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大国竞争对手；将朝鲜和伊朗视为“流氓政权”威胁，同时为应对跨国恐怖主义威胁，主张“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竞争性外交”。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美国优先”强调即时利益和双边交易，严重破坏了需要长期投入、基于规则和信任的联盟体系及国际领导地位，决策高度依赖特朗普个人直觉，缺乏稳定的政策流程，内阁成员频繁更迭，加剧了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朗普战略目标宏大而手段简单粗暴，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赖性与重要性，结果不仅达不到效果而遭反噬。

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通过修建边境墙、颁布“禁穆令”、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等强硬措施，很大程度上兑现了其核心竞选承诺，巩固了基本盘；推动北约盟友增加军费；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以及对华发动贸易战，强行将“公平对等贸易”和制造业回流置于政策中心。这些做法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政策轨道。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获得两党共识，对华贸易战开启了以大国为对手进行战略竞争的时代。同时，特朗普将盟友关系“交易化”，严重损害了与传统盟友的互信。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优先次序不清，重点模糊，导致四面树敌、战略资源分散，尤其是决策随意性大，外交决策上的非理性和突发性削弱了战略的可信度和连贯性；因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多边体系，被批评为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变成破坏者。此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虽激发了美国MAGA的支持，强行扭转政策轨道，而在维护长期国家利益、巩固联盟体系、提升国际信誉方面丧失了许多战略优势。

在财政上，特朗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大幅削减企业税和个人税；大幅增加军事预算；为应对疫情，签署多项新冠疏困法案，总金额超过3万亿美元，使国债从20.2万亿增至28.4万亿。

拜登的“决定性十年”留下一地鸡毛

拜登在特朗普执政一届之后代表民主党夺回政权，希望重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是在“决定性十年”里，通过“国内投资”实行产业战略，投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夯实竞争优势；将盟友视为力量倍增器，通过强化联盟和多边机制协同行动；将中国定位为“长期的、全面的体系性竞争者”，而将俄罗斯视为“紧迫的现实威胁”，力求在科技、经济、军事等多领域的战略竞争中胜过主要战略对手。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把国家利益界定为：1、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需应对从大国竞争到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等威胁。2、扩大经济机会，为“美国工薪家庭生计”，优先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关键供应链。3、捍卫美国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其核心逻辑强调国内实力是外交根基，将“中产阶级外交”与民主价值作为力量来源，力图在“决定性十年”内打破内政外交界限，强调国内投资与创新，同时将欧洲和印太为主的盟友网络整合为应对竞争的统一战线。

拜登政府依托盟友网络，形成了对华技术管制的“小院高墙”，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战升级为“立法-执法-多边协同”的精密管制网络。在制裁实体清单内新增近600家中国企业，部分达到了延缓对手发展的目标，但因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也严重损害了自己利益。该战略的内在矛盾是所推动的阵营化竞争严重侵害了国际合作所需要的信任基础；想集中资源在“印太”对付中国，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迫使美国不得不向欧洲和中东投入大量战略资源，导致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严重不匹配；强调“中产阶级外交”，希望通过国内投资夯实对外竞争基础，但巨额国内投资效果尚未显现，短期里外交政策被国内政治极化和选举周期绑架，导致盟友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具系统性的“大安全架构”，以抑制中国的高技术发展，但战略设计存在内在矛盾、国内政治极化和国际局势的多点爆发，造成在平衡竞争与合作、聚焦核心目标、衔接国内外、兑现国内承诺等多个维度上无法达成预期，加深了美国战略资源的透支和信誉的损毁。

在财政上，拜登政府签署《美国救援计划法》，持续抗疫与经济刺激；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政府投资巨大；在社会福利方面扩大教育、医疗等领域支出，国债突破34亿美元。随着利率上升，国债利息已成为财政沉重负担。通过政策干预试图制造业回流，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2023年为仅为10.8%。其中重要援引是美国2008金融危机后资本更热衷虚拟经济，经济的“脱实向虚”导致消费依赖于靠发债来进口，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劳动生产力进一步失去竞争力，去制造业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特朗普再次执政，大幅战略调整，聚焦同中国竞争

200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大幅实行战略调整，从宽泛的“美国优先”转向聚焦于“限定的核心美国利益”，全面调整全球布局、对手认知与盟友关系。在国家安全机制上通过降级削弱国家安全委员会、裁员，决策更依赖总统个人直觉及忠诚团队，制度性协调大大削弱。从第一任期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在“美国优先”下维持全球领导，到第二任期明确宣布唯一目标是维护“核心国家利益”，不再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在核心国家利益上侧重本土与西半球安全，提出“西半球优先”，将边境安全、打击毒品、防止域外大国介入美洲事务作为核心关切。第二任期不再把盟友作为宝贵优势而进一步“工具化”，严厉批评欧洲面临“文明消亡”，要求盟友承担所在地区的主要防务责任，并停止北约扩张。同时强调对中国 “竞争”，但避免冷战时的意识形态对决；在经济上继续施压，从“胜负之争”转向“高下之争”。对俄罗斯的态度显著软化，希望重建俄美战略稳定，并将俄乌冲突归咎于欧洲和乌克兰。第二任期明确拒绝全球议程，将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视为“需要避免的负担”，多边合作仅限于与美国核心利益相关的部分。与前一任期把经济与军事建设并重不同，第二任期突出“交易性外交”与选择性介入，把经济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基础地位，大力推进再工业化、供应链去风险；在军事上确保最强大核威慑而减少在“相对重要性下降地区”军事介入，避免“永久战争”。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现了利益至上、战略资源聚焦，完全放弃“民主推广”等意识形态目标而转向纯粹的利益算计，受国内政治驱动，将移民、边境、产业回流等议题安全化。然而，尽管该战略宣称“不干涉”，在西半球扬言要加拿大加入美国、购买格林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以至于为了掠夺石油等资源于2026年1月3日，悍然出动特种部队入侵委瑞内拉绑架总统夫妇，赤裸裸地暴露帝国主义的本性，靠掠夺外国资源来解决自己的窟窿。他所谓以西半球为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图谋霸占西半球一切可以霸占的资源。

值得重视的是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经济部分。一方面特朗普上任即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大打关税战，以减少贸易赤字增加财政收入；施压盟友投资美国，以助产业回流；大幅裁撤联邦机构和联邦雇员来减少财政支出；甚至不惜削弱其发展基础，大幅减少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邦拨款。

如何看待“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解体，美国长期实施的“遏制”战略退出历史舞台。美国随之提出“扩展与接触”战略，通过推广自由、民主、人权和倡导投资贸易自由化来改造整个世界，以永远称霸世界。在政治上，美国从未放弃西化、分化、打击异己的机会，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在经济上，一方面美国占据高新科技高地，靠专利权获取高额利润，把制造业不断地外包和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靠发美元、美债来维持进口，向金融寄生性超级大国演变。经济基础的虚化、政治中两党竞争恶化、极化，能实施和延续的建设性政策越来越少，高度垄断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过度放纵的自由导致价值观异化、社会治安体系几近瓦解。，1989年美国1%最富人口占整个财富的22.8%，2025年上升到31%，最低收入50%人口从占总财富的3.5%下降到2.8%。三十多年来，美国社会逐步失去凝聚力，触及或低于“斩杀线”的人口已接近4700万，“美国梦”碎一地。

对外美国滥用武力，战略资源大量消耗，发债成为延续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手段，目前国债已达DGP的1.28倍。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高度垄断所导致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之外，美国所走上“去工业化”和“金融化”道路，依靠美元霸权和发债的“寄生性”，社会两极分化和放纵的自由化使“腐朽性”，都带有帝国主义新的历史特征。

虽然特朗普政府宣布把核心国家利益限定于西半球，看似在战略收缩，但面对崛起的中国，害怕输掉这场竞争的恐惧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中挥之不去的焦虑来源。为此，他签署的“创世纪计划”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变革科研方法并加速科学发现。该计划由能源部牵头，整合国内超级计算机与数据资产以生成科学基础模型，并为机器人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重点涵盖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裂变与聚变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和微电子学及太空探索。总统科技事务助理负责协调联邦各部门数据和基础设施整合，能源部长、总统科技事务助理及人工智能与加密技术特别顾问整合学术界与IT、AI大厂推动该计划。这是阿波罗计划以来规模最大的联邦科学资源调集行动。为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安全和商业领域引领世界，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NASA 实现2028年前重返月球，在2030年前建立永久月球前哨站的初始设施，在月球和轨道上部署核反应堆。它反映出美国正集中资源与中国竞争前沿科技的高地，核心是竞赢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美国真的在战略收缩吗？至今特朗普到处打关税战，以“长臂管辖”对多国进行制裁。美国国防部2023年报告有372处军事基地分布在39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2025年8月美国在约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800个军事基地；美国在海外30个国家拥有336个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生物实验室，主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就与美国德特里特堡生物实验室有关。只要这些分布在全球为发动战争的基础设施没有减少，就谈不上美国真正在战略收缩，更不意味着特朗普会放弃称霸全球的野心。

今年1月3日美国为掠夺石油及其他资源，悍然动用军队入侵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夫妇。特朗普放话接下来古巴、哥伦比亚政权也不会长久，并一再扬言要吞并格林兰岛。美国这种行为也并不局限于西半球：支持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屠杀、对伊朗实施轰炸。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美国还只会把这种强盗行径局限于西半球吗？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今天的美国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毫无变化，并把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与掠夺的本性表现到极致。

我们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最基本的外部环境——战后国际秩序正在被践踏、破坏。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应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