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避孕套销量持续下滑，情趣用品却逆势爆发。在表象上，这是一冷一热的市场对比，但透过商品背后的消费行为，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广阔的社会变迁、文化重塑与情感结构的重构。

“现代人的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了”——这句被网友热转的评论，像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把戏，也直白地点破了“单人性模式”的主流化趋势。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科技赋予身体愉悦不再依赖他人，性教育的发展鼓励自我觉察与探索，社交平台打开认知边界，这一切使传统的“双人性爱”不再理所应当，更不是必须。

但转向“独乐乐”的背后，并非全然主动的选择。这种单人性行为消费的上升，与亲密关系的隐退、婚恋关系的推迟甚至逃避形成互为因果的反馈回路。从许多年轻人口中，我们听到的是疲惫、是防御、是精疲力竭之后的“没有力气去爱”。本应是愉悦的性爱，在高压、内卷、焦虑的社会现实中，成了一项情绪成本过高的任务。

更令人警醒的是避孕套销量的持续下跌——不是因为人们更积极地避孕，而恰恰可能意味着人们正在“减少性生活”本身。这和过去经济低迷时期避孕套销量上涨的“避孕套悖论”相悖，突显出中国当前所处的“高压—冷感”式社会情绪体系：不仅没有余粮“悄悄奢侈”，连欲望本身也渐渐冷却。这种“欲望萎缩”的结构性变迁，正悄然吞噬着生育意愿，重塑着人口曲线。

许多年轻人在关系中选择“退出”，不再是出于传统的“性压抑”，而更可能是一种主动防御机制——面对高成本、低确定性、强情绪劳动的恋爱与婚姻，将亲密关系排除在生活规划之外，成了本能而理性的选择。

而情趣用品市场的高速增长，也暴露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它标志着个体对身体自主权的寻求和实践，是一种性解放的胜利；另一方面，这种胜利伴随着伴侣亲密关系的失落和社会联系的疏离。不再需要另一半，是否也意味着越来越不需要彼此？

我们正在目睹社会由“关系驱动型亲密”向“工具性满足型亲密”的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消费文化的胜利，也是社会连接的溃退。性愉悦被切割成可以单独消费的产品，情感被移除，亲密被削弱，而商品却在人们“能够掌控”的范围内蓬勃发展。

这并不是某种堕落，而是一种时代病症的反映。它指向结构失衡：职场竞争残酷，房价畸高，教育医疗负担沉重，这些早已经削弱了年轻人对于“长期规划”的能力。而单身、独处、避免感情牵扯，反而成了一种看似可控、节能且低风险的生活策略。这不是不渴望，而是“不敢渴望”；不是不想爱，而是“爱不起”。

政府以经济和税收的方式调控避孕用品市场，试图刺激生育，却忽略了生育意愿并非出自硬性诱导，而是根植于个体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信心。如果这些更深的心理和社会结构矛盾无法解决，再多的婴儿补贴也只会流于表面。

小红书网友那句“到家已经10点了，哪还有心思搞那些”的吐槽，既真实又无奈，像极了这个时代的性写照。性，不再是亲密的表达，而成了一个被“倦怠社会”边缘化的行为；而欲望，在日复一日的高压通勤中，被压缩成可以塞进电动玩具的按钮。

我们并非在失去性，而是在失去与彼此建立关系的勇气与耐心。当单向的情趣消费变成常态，性不是自由，而是一种“悬浮”。

在这里，我们引用易富贤对人口结构的比喻显得格外贴切：“没有面粉，何谈面包？”社会的面粉，除了人口与生育，还包括亲密联结、情绪联结与集体信任。眼下的我们，正处在失重中，悬在欲望与失望之间，而那双曾经握住彼此的手，正悄然空置。